为什么说唐律“一准乎礼”

唐律“一准乎礼”是指唐朝的法律全面以儒家礼教为准则，这一特点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：立法思想体现礼教原则唐朝统治者深受儒家思想熏陶，将“德主刑辅、礼法并用”作为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。

唐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，认为严刑峻法并非长治久安之策，而应将道德教化与法律制裁相结合，以礼为核心，发挥礼的主导作用，同时以法律作为保障，使二者相辅相成。

《唐律疏议》开篇便强调“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” ，清晰地表明了法律与礼教的关系，将礼教置于治国理政的根本地位，法律只是实现礼教目标的手段，这种立法思想贯穿唐律始终。

法律条文融入礼教规范维护封建等级制度：儒家礼教强调贵贱、尊卑、长幼有序。

唐律通过一系列条文严格维护这种等级秩序。

例如在“八议”制度中，规定了对亲、故、贤、能、功、贵、勤、宾这八种特权人物犯罪，司法机关不得擅自审理，需奏请皇帝裁决，给予减免刑罚的优待。

这体现了礼教中对贵族官僚特权地位的维护。

又如“十恶”重罪中，将“谋反”“谋大逆”“谋叛”等危害封建政权和皇室尊严的行为列为最严重的罪行，予以严惩，这是礼教中“忠君”思想的法律化。

注重家族伦理秩序：唐律依据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念，对亲属关系进行了细致规范。

在家庭中，尊长拥有绝对权威，子孙对尊长有赡养、服从的义务。

如子孙违反教令、供养有缺等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。

同时，在财产继承方面，遵循嫡长子继承制，以维护家族的宗法秩序。

在婚姻制度上，强调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并且规定了夫妻之间的不平等地位，夫权得到法律保护，这些规定都是儒家“孝悌”“亲亲”等伦理观念在法律中的体现。

司法实践贯彻礼教精神引经决狱：在司法审判过程中，唐朝法官常常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判案的依据。

当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规定不够详尽时，法官会依据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、裁判案件，使司法判决符合礼教要求。

许多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仅考虑法律条文，更注重是否符合道德伦理标准，以达到情、理、法的统一。

原心定罪：司法实践中注重考察犯罪者的动机和主观意图，若犯罪者的行为虽触犯法律条文，但动机符合礼教精神，可能会从轻处罚；反之，若动机违背礼教，则会加重处罚。

例如对于为了维护家族名誉而杀人的案件，法官可能会因犯罪者“情有可原”的动机而酌情减轻刑罚，这充分体现了礼教精神对司法实践的深刻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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