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：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，我想在座的各位，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，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。

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，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、我的妻子女儿，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，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，我的母亲，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。

我获奖后，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，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。

我母亲生于1922年，卒于1994年。

她的骨灰，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。

去年，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，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。

掘开坟墓后，我们看到，棺木已经腐朽，母亲的骨殖，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。

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，移到新的墓穴里。

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，我感到，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，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，就是对母亲的诉说。

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。

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，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。

因为饥饿无力，失手将热水瓶打碎，我吓得要命，钻进草垛，一天没敢出来。

傍晚的时候，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，我从草垛里钻出来，以为会受到打骂，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，只是抚摸着我的头，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。

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，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，看守麦田的人来了，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，我母亲是小脚，跑不快，被捉住，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，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，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，吹着口哨扬长而去。

我母亲嘴角流血，坐在地上，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。

多年之后，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在集市上与我相逢，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，母亲拉住了我，平静地对我说：“儿子，那个打我的人，与这个老人，并不是一个人。

”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，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，每人只有一碗。

正当我们吃饺子时，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，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，他却愤愤不平地说：“我是一个老人，你们吃饺子，却让我吃红薯干。

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？”我气急败坏地说：“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，一人一小碗，连半饱都吃不了！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，你要就要，不要就滚！”母亲训斥了我，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，倒进了老人的碗里。

我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，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。

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。

当我放学回家时，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。

母亲并没有骂我，只是轻轻地说：“儿子，你让娘丢了脸。

” 我十几岁时，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，饥饿，病痛，劳累，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，看不到光明和希望。

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，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。

每当我劳动归来，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，听到她的回应，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，我就心惊胆战，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。

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，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。

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。

她对我的哭很不满，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。

母亲看到我的心思，她说：“孩子你放心，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，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，我是不会去的。

” 我生来相貌丑陋，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，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。

我回家痛哭，母亲对我说：“儿子，你不丑，你不缺鼻子不缺眼，四肢健全，丑在哪里？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，多做好事，即便是丑也能变美。

”后来我进入城市，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，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。

我母亲不识字，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。

我们家生活困难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

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，她总是会满足我。

她是个勤劳的人，讨厌懒惰的孩子，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，她从来没批评过我。

有一段时间，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。

我偷偷地跑去听书，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。

为此，母亲批评了我，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，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，起初她有些不耐烦，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，不务正业的人，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，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，默许我去集上听书。

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，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，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，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。

很快的，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，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，我会投我母亲所好，编造一些情节，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。

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，连我的姐姐、我的婶婶、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。

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，有时会忧心忡忡地，像是对我说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：“儿啊，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？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？”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，因为在村子里，一个贫嘴的孩子，是招人厌烦的，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。

我在小说《牛》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，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。

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，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、安稳大方的孩子。

但在我身上，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，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，但我说故事的能力，又带给了她愉悦，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。

俗话说“江山易改、本性难移”，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，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，这使得我的名字“莫言”，很像对自己的讽刺。

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，因为年幼体弱，干不了重活，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。

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，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，我心中充满悲凉，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，哪怕是一个孩子，离开群体后的痛苦。

到了荒滩上，我把牛羊放开，让它们自己吃草。

蓝天如海，草地一望无际，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，没有人的声音，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。

我感到很孤独，很寂寞，心里空空荡荡。

有时候，我躺在草地上，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，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。

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，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，但她始终没有出现。

但有一次，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，我急忙追上去，但它跑得实在太快，我怎么追也追不上。

我躺在草地上，十分失望。

有一次，我在午后的田野里放牛。

天阴沉沉地，突然间，一阵鹅毛般的大雪从天而降。

我没有带雨具，又离家很远，只好钻进一棵大树的树洞，躲避风雪。

我从树洞时向外望去，看到了远处的村里的袅袅炊烟，听到了母亲的呼唤，尽管母亲呼唤的声音细微遥远，但我却听得清清楚楚，感受到了母亲对我的关切，感受到了母亲对我的牵挂。

我在农村度过了漫长的青少年时期，贫穷和饥饿伴随着我。

寒冷的冬天，我曾穿着单衣走出家门，到户外去捡拾牛马的粪便，那种气味，现在还让我感到恶心。

我曾在生产队里牛马厩里睡过觉，与牛马同眠，我身上虱子成群，夜晚就像弹琵琶似的抓痒。

我也曾为了一块豆饼，与堂姐、堂弟、堂妹们争抢，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。

在那样的条件下，我热爱土地，热爱劳动人民，我认为我与土地和劳动人民之间，存在着一种内在的、超越时空的联系。

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，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，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堆里，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，我沮丧地告诉她：什么都没看到，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。

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。

1976年2月，我应征入伍，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，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，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。

我必须承认，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，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。

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，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，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、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，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。

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，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，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，就是写英雄模范，所以，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，但文学价值很低。

1984年秋，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

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，我写出了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、《红高粱》等一批中短篇小说。

在《红高粱》这部作品里，我描写了大片的红高粱，我认为红高粱是我们高密东北乡人的图腾，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满怀仇恨，因为红高粱叶子在大风中发出哗啦啦的声响，我总觉得是隐藏在红高粱地里的鬼魂在哭泣。

但经过多年的思考，我现在却以满怀的激情赞美红高粱。

我明白了，尽管岁月如流，但那些当年的强盗儿女们都已化为泥土，只有他们用过的那些东西，依然闪烁着光芒。

通过这些作品，我隐约地意识到，我应该是一个讲故事的人。

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，使我结识了许多作家和编辑，他们中有许多令人尊敬的师长，有许多亲密的朋友，他们的建议和批评，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使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学，什么是真正的作家。

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慢慢学会了如何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，如何用语言来讲述故事。

我必须承认，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“高密东北乡”的过程中，美国的威廉·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·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。

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，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，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。

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，但在文学创作中，必须颐指气使，独断专行。

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，即意识到，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。

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，而我是冰块，如果离他们太近，会被他们蒸发掉。

根据我的体会，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，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。

正所谓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

所以，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，但只读过几页，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，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，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。

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，讲自己的故事。

我的方式，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，就是我的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、哥哥姐姐、亲朋好友的说话方式，就是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们的说话方式。

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，我会不断地提到“高密东北乡”。

我也知道，“高密东北乡”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，更是一个文学概念，一个文学的图腾，一个作家的精神家园。

我必须坦率地承认，我讲故事的方式，有时候让人们难以接受。

我曾因为过于真实，而被某家刊物的编辑枪毙过我的小说。

我早期的作品，也曾因为模仿西方现代派的写法，而让许多读者感到困惑。

但我坚信，真正的文学是超越国界的，真正的文学是没有偏见的，真正的文学是为了人类的前途命运而创作的，真正的文学是为了揭示真理、歌颂真善美、批判假恶丑的。

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，引发了一些争议。

起初，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，渐渐的，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，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。

我如同一个看戏人，看着众人的表演。

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，也被掷上了石块、泼上了污水。

我生怕他被打垮，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，擦干净身上的脏水，坦然地站在一边，对着众人说：对一个作家来说，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。

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。

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，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。

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，当然，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。

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，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，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，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。

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，更是如此。

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，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里，我必须说话，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。

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，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，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。

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，我